推动巨灾保险,平缓冲击曲线 - 巨灾风险十问

导语: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的防控形式依然严峻,这也说明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各种风险仍会给经济发展及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也不应忽视巨灾风险。近日,瑞士再保险瑞再研究院发布名为《经济积累和气候变化时期的自然灾害》的报告显示: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加剧了极端天气事件所造成的损失程度。在 2019 年的经济损失中,1370 亿美元是自然灾害事件造成的,剩余的 90 亿美元则源自人为灾害事件。在总计 600 亿美元的保险损失中,自然灾害事件占了 520 亿美元。

2019年全球巨灾险呈现什么特点?当前在中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实践及特点如何?疫情对保险行业带来哪些影响?近日,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陈东辉接受了记者专访,以下文章根据采访发言整理。

一问:全球范围内,2019年自然灾难和人为灾害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460亿美元,低于2018年1760亿美元的损失,以及过去十年2120亿美元的平均损失。您认为保险损失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陈东辉: 主要原因是每年发生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不太一样, 2017年和2018年都是远超出历史平均值的重大损失年,2019年相对前两年的两个高峰来讲是回归正常了。尽管如此,2019年也给保险行业带来了很大挑战:正如报告里提到的,2019年发生的几次灾害带来的次生灾害非常严重,例如台风或者地震刚一发生,本身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损失,但是它导致的次生灾害损失特别严重。像日本的台风海贝思登陆以后带来的暴雨导致非常巨大的损失,另外如澳洲的夏季高温,导致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也带来了很大的次生灾害。2019年总体经济损失、保险损失跟2018年高峰比是下来了,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但是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原生灾害

二问:从年度变化来看,2018年和2019年的年度经济损失降低了17%,保险损失却降低了36%,是否是因为次生灾害导致的很多经济损失并没有承保?

陈东辉: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灾害大年,如2017、2018年,其巨大的经济损失无一例外都是严重的北美飓风带来的。因为北美保险覆盖率、渗透率特别高,所以往往伴随着灾害大年,保险损失也会比较大,保险承担的赔付比例自然会比较高。如果是灾害自然年度,全球灾害分布较均匀,除了北美、日本之外的其他地区保险覆盖率、渗透率没有那么高,反而是整体的经济损失降下来,保险的赔付下降比率更高,正常情况下都是这个基本规律。

三问:近几年中国巨灾保险取得了哪些进展?

陈东辉:我们可以从巨灾保险承担的损失看到市场的变化。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由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保险能承担大概30%到40%的比例。北美是保险渗透率非常高的市场,因此赔付能够达到经济损失的50%-60%。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就是安德鲁飓风,它的保险赔付大概占经济损失的55%。

目前中国巨灾险的赔付占到经济损失的10%左右,政府和个人需要承担90%的损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障的缺口特别巨大”,跟发达市场比,中国的巨灾保险意识、巨灾保险的覆盖率、渗透率还非常低。说明保险行业应该做出更多贡献,发挥保险行业强大的保障功能。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10%来之不易。中国的巨灾保险取得了很大进展。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在8000多亿人民币左右,而保险赔付统计是20多亿人民币,占比0.2%。因此跟2008年比,今天能达到10%确实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

四问:中国的巨灾保障从10%达到发达市场的50-60%的话,需要多少长时间?

陈东辉:我的观点是,行业的发展是一个阶段跟着一个阶段进行的,很难超越。最初从车险开始,国家要求上车险,这是大家对保险的第一个认知。这之后大家关注的是健康险,在此之后关注如何提前规划养老,因此大家更关注寿险和养老保险,解决了这些基本需求之后再考虑责任险等。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大家才可能考虑如果发生二十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灾害,个人和企业是否会受到冲击,考虑财务稳定性的保障等,那个时候大家才会真正考虑巨灾保险。从保险意识的普及上来讲,是呈现阶段性变化的。当然中国在每个阶段增速都非常快,而且跨过每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很快会发展到巨灾保险这个浪潮中来,对此我还是很有信心。

此外,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会推动整个社会保险意识加快加速普及,会推动整个巨灾体系的建设。我判断未来十年可能是国内巨灾保险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说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十年之后再来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面临的情况就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五问:就刚才提到的巨灾险领域取得的进展,有哪些推动因素发挥了作用?

陈东辉:这是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这些积极的变化是多种因素推动造成的:

第一个因素是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造成的冲击不断增强这一宏观背景。在行业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百年一遇”这个词用得太频繁了,现在动不动就出现百年一遇的台风,百年一遇的大火,很多原有模型无法预估到这些状况。这使得政府、企业更加关注巨灾领域,整个社会的保险意识增强了。

第二个因素是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保险是较高阶的金融产品,巨灾保险又是保险当中一个较高阶的保险产品,财务手段的配备复杂度较高。我们预期接下来的五到十年或者十到二十年,在保险理念更加普及、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巨灾保险也会迎来一个真正发展的时期。

第三个因素是政府理念的转变。我们注意到,政府的治理思路在不断变化中,更多借助市场手段,比如购买服务,使用创新金融工具等提前做好财政方面的规划。特别是十八大、十九大之后,政府通过责任险进行社会管理、通过巨灾保险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韧性,提高财务的稳健性和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的预见性,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开展了巨灾保险的实践,通过保险机制来加强社会治理,解决巨灾带来的财务冲击,平缓财政曲线。

最后一点,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的不断成长。保险公司要有足够的承保能力,有充足的资本金,才能承担可能的自然灾害损失。比如发生了地震或台风灾害,保险公司给政府、企业或社会所提供的赔付不像一些小险种的赔付,数量级是不一样的。如果行业没有成长到一定程度,这个事情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在这个过程中,像瑞士再保险这样的再保险公司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直保公司偿保能力需要补充时,再保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大家携手合作,承保能力会不断提高。

六问:目前中国的巨灾风险的模式有哪些特色?

陈东辉:目前各个国家在巨灾风险方面的实践情况非常不一样。例如美国对几大主要的自然灾害都有很好的实践,比如洪水,美国政府主导的洪水保险计划对洪水风险进行了很好的防范。另外,加利福尼亚是太平洋地震带上首当其冲的地震高发区,该地区就是政府主导的地震风险池,也就是巨灾保险方案,重点解决地震的问题。美国做到了哪种灾害影响最大,最需要保障,政府就跟保险行业联合设计相关的保障方案,实现风险转移。

中国目前在宁波、深圳等地也根据当地的特色做了一些初步尝试。这些尝试体现了三个特点:

第一是市场需求,假如当地没有某种灾害,是不会去开发保险产品的;

第二是保险行业建模的技术能力,即是否对某个风险有足够的认知,会不会定价,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是政府和保险行业的承保能力,是否有足够的资本金来承担这一风险。

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地方选择哪个灾因,做到多少承保面,保障多少限额,这三个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目前来看必须是政府和保险行业结合起来,国内的保险企业跟国际有承保能力的保险企业结合起来,才能够较高水平地解决巨灾转移或巨灾保障。

七问:再保险公司如何在巨灾险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

陈东辉:瑞士再保险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具韧性”,我们致力于“缩小保障缺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号召全行业在这一领域加大推动力度。在巨灾险制度和体系的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关键,成功的巨灾险项目需要政府、保险公司及再保险公司的紧密协作。我们的主要着眼点在于:

第一,强政府合作。瑞士再保险一直在协助地方政府开发为灾害量身设计的保障方案,利用保险机制盘活财政救灾资金,并平滑因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造成政府因减灾救灾而造成的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的波动。再保险公司更可以把国外的成熟经验带进中国,发挥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不断优化的数据分析和定价模型优势,因地制宜地开发出适合当地的保障方案。比如在应对洪水这种中国最主要的灾害类型时,瑞士再保险的全球洪水地图可以发挥作用, 2018年的升级版地图(GFZ3)采用了30m*30m 高精度,这是目前商业使用中的最高精度,为各地定制洪水保险产品和解决方案奠定了基础。

第二,科技运用。加强科技运用使得巨灾保险中的保障方案和赔付、核保等内容更为精确,减少了人工环节,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比如卫星遥感技术、气象数据的使用让天气指数产品在农险、财产险领域得以推广,让灾后快速赔付成为可能,提高了灾后重建和恢复的能力。同时,物联网的普及,对于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管理和防御可能会变得更为精确。

八问:2020年伊始,各种灾害频发,从中东的蝗灾,澳大利亚的大火到现在的新冠肺炎,对于新冠肺炎来说,公共卫生事件能否纳入巨灾体系?应该从哪些角度去着手?

陈东辉:对于像新冠肺炎这种全球流行的极端公共卫生事件,把它纳入到巨灾保险范畴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规律,我们研究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数据点非常丰富,对于台风的发展规律、地震带的结构,形成机制都有数据的支持,也有灾因的深入分析,从而对风险有很好的认知。对于大流行的疾病从风险认知角度来讲我们了解得还非常有限。

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过程中,大家常讲疫情防控的概念:通过疫情的防控让疫情发展曲线平缓下来。实际上,我们把这一逻辑放到巨灾保障来讲,巨灾保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能够起到平滑曲线的作用。如果没有巨灾保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巨灾不断加重,可能对社会产生的财务冲击就是一个非常高峰、非常陡峭的曲线,超出了政府、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就像某些地区新冠疫情超出了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一样。通过巨灾的保障,我们可以把财务冲击的高峰给削下来,拉平这个曲线,让自然灾害对社会、企业、个人和家庭的冲击能够变得平缓,财务确定性能够增加。新冠整个防控的过程让大家都了解到让曲线平缓下来的逻辑,如果大家能够转到巨灾保险的场景当中来看这个问题的话,还是挺有相通之处和借鉴意义的。

九问:作为保险从业者,您认为在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保险业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

陈东辉:我个人认为,对行业的冲击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冲击是短期到中期宏观经济环境,特别是经济增速可能会降下来。经济增速放缓以后保险也会受到冲击。

第二个影响更直接,或者说对保险行业的冲击更大,就是低利率环境。美联储降息降、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负利率,因此全球处于近零利率的环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对保险行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意味着对资本需求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可以看到国外的寿险公司经营长期业务的保险主体,就会遇到很大的资本挑战,这个冲击目前在国内大家关注的还不太多,这恰恰是对国际保险行业最大的冲击。

第三,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对保险公司的资产端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干扰,以前可以获得稳定的投资回报,现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波动性特别大,所以对资产端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十问:您对2020年中国保险行业的展望是怎样的?

陈东辉:回到中国保险市场,我还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虽然刚才讲到这三个冲击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新冠疫情极大刺激了社会保险意识的增强,这是在其他成熟保险市场没有的红利,在国内恰恰是主流。健康险在强劲增长,另外我们看到政府出台了很多减缓经济冲击的措施,特别是新基建,在一些领域加大投入,这些都会给保险业带来机会,比如在工程险、财产险等领域的机会。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反弹,保险行业的预期还是非常乐观的。

另外,我预期政府还会投入巨大的资源在农村地区,如果这方面有重要的政策出台,也会带来巨大增长,农村地区是未来增长的蓝海,是未来增长潜力所在。

中国市场有很多利好因素,我认为这些利好因素值得整个保险行业把握机遇,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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